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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征途 初心依舊——張國飛律師訪談摘要

2017年第05期    作者:李海歌 劉小禾    閱讀 9,329 次

     采訪人：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年逾九旬、德高望重的張國飛老師來口述歷史，回憶當初律師事業(yè)的發(fā)展之路，分享一些當初的心路歷程。張老師是上世紀80年代初最早的一批老律師之一，在律師事務所的改制、改革實踐中，從國辦所、合作所到合伙所，再到創(chuàng)辦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律師事務所，在積極參與事務所體制改革的同時，律師業(yè)務也有很大的發(fā)展，辦過許多有影響的案件。

     張國飛：我上世紀50年代從復旦法律系畢業(yè)以后在建工局工作，在政治運動中，屬于黑六類，因為我父親是小業(yè)主，所以被他們抓住這個辮子，挨過批斗、抄過家、戴過高帽子、進五七干校，工資只拿生活費。后來撥亂反正，給我平反并恢復了工作，仍舊在建工局下面的一個基層。我想，國家應該有法治，我以前是學法的，總希望歸隊，我就給解放日報寫了封信，希望能幫我聯(lián)系。沒過多少時間，市司法局人事處就來找我，我就很快歸隊了，那是在1980年，報到是在四川南路29號一個轉角的小房間里，

     分配工作時，有三個去向：法院、司法學校教書、做律師。最后還是選擇去做律師，被分配在位于四川北路西湖飯店隔壁的第二法律顧問處。我去的時候，已經有李國機和陳瑞謨兩個組了，所里還有石鐘祥、鄭傳本、畢道德、梁功堂、張士勤，葉傳岵等律師。當時全市只有4個法律顧問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法律顧問處，一處、二處主要是國內業(yè)務，三處主要是涉外業(yè)務，第四法律顧問處是華東政法學院的。

     我是恢復律師建制之后的第一批律師，當時的同事都是四面八方調來的，原來做律師的比較少，所以大部分是老人新手，走一步學一步， 重頭學起的。開始時主要業(yè)務是刑事辯護，而且是法院指定辯護多。被告大多不懂法，也不知道如何辯護。當時政法委給我們提出的要求是12個字，公檢法司要“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我們根據(jù)這12個字開展業(yè)務，又要制約、又要配合，弄得不好被指責不是相互配合，說實話是蠻難掌握的，搞刑事辯護，總覺得有些風險，但刑事辯護是律師業(yè)務的基礎，一個律師剛剛踏上律師崗位工作，應該先從刑事辯護開始，這個基礎打好了，其他民事、經濟、非訴訟業(yè)務就比較方便了。

     為便利市民，擴大業(yè)務，1985年起從原來的法律顧問處分設出了幾個所。律師體制改革時，法律顧問處的名稱改為律師事務所。我所在的第二法律顧問處里面有三個組分離出來，成立了五所、六所、七所，李國機任五所主任，我任六所主任，陳瑞謨任七所主任，律師組成可以自由組合，自主選擇。我與丘仰東負責開辦六所，自己找辦公用房，自己開拓律師業(yè)務。

     剛開始時，經濟案件和常年法律顧問單位是很少的，因為大部分都是國辦企業(yè)，他們認為不需要打什么官司，都是一家人家。后來我們通過辦案，反復宣傳，企業(yè)領導們慢慢開始接受我們的意見，體會到了作為一個領導，企業(yè)要發(fā)展，弄得不好將來會犯錯誤、產生糾紛，因此要懂法，要加強自身保護，法律顧問的業(yè)務便逐步發(fā)展了，當時我擔任了建工局、建材局、工商局、海關以及好幾十家企業(yè)的法律顧問。

     我們第六律師事務所，還有一塊牌子：“市房地產律師事務所”，在上海專門辦理房地產業(yè)務的，六所是第一家。

     過了幾年之后，六所開始進行律師體制改革試點。我們原來是國辦所，律師都是干部身份，拿固定工資。改革試點將嘗試收入“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所以有些業(yè)務多的人很起勁，業(yè)務少的人還在觀望，后來我們六所被市司法局李庸夫局長指定為整所轉制試點。當時所里三十幾個人，有專職、兼職律師，還有掛靠的，外面設了好幾個點。整所轉制試點幾個月之后，沒有完全成功，行政人員意見較大，業(yè)務少的律師也有抵觸。我向領導匯報后，決定一分為二，副主任丘仰東帶著一些人另行成立全部脫鉤改制的白玉蘭律師事務所。一些有顧慮的人跟我留下來，個別人調到局里工作。一直到2000年，國辦所全部轉為合作、合伙所。

     六所先是在廣中路租房辦公，后來參建了大連西路三層房屋，非常寬敞的辦公用房，使用了多年。以前律師分配是固定工資加5元獎金，工作條件和現(xiàn)在不能比，非常艱苦，經常義務勞動，不收錢，義務做法律顧問，到單位里去講防止漏洞，講領導要有自身保護意識，一個一個單位，隔三差五去講，發(fā)展法律顧問單位，也沒有人叫苦。后來韓學章會長為作為事業(yè)單位的律所爭取到每月多了1元獎金，大家高興得不得了。

     我創(chuàng)辦了六所，得到了鍛煉，還在六所入了黨。

     印象比較深刻的案子，有一件誹謗案，當年發(fā)行量相當大的《民主與法制》雜志登了一篇《二十年“瘋女”之謎》，寫一個丈夫迫害妻子，說她裝瘋子，實際上這個妻子并沒有瘋。公開刊登文章，意在批判丈夫。該丈夫杜某受到了相當大的輿論壓力，欲尋求法律幫助，找了好幾家事務所，沒人肯接，最后找到我。我聽后，也是心存顧慮，思想斗爭了好長時間。因為該文兩個作者是《解放日報》的記者，我又是《解放日報》的法律顧問。思來想去，最后還是決定接下這件案子。我對杜某提供的證據(jù)進行了分析，到醫(yī)院去作了調查。原來，他妻子的毛病叫偏執(zhí)狂，就是她覺得這個人、這件事有問題，只要碰到這個人，她就馬上發(fā)病。而如果不看見這個人、不想起這件事，那就一點事情也沒有，與正常人一樣，這種病往往會被人誤解。偏執(zhí)狂屬于精神病。杜某妻子始終懷疑丈夫要害她，隨便什么事情都認為是她丈夫不對，但人們卻不了解了她身體患病的情況，以為是男的迫害她，要幫助她揭露其丈夫。

     我代理杜某提起刑事自訴，在長寧區(qū)法院起訴《二十年“瘋女”之謎》一文的兩位作者，告他們誹謗罪。長寧法院連著開了四天庭，最后，法院判決誹謗罪成立，這兩個記者受到懲處。這個案例是全國法院判決記者構成犯罪的第一例。那時候風險確實挺大的，緊張得不得了。最近我得知，長寧法院在60周年院慶時，把這個案子作為一個典型案例拿出來回顧的。

     還有一案件非常曲折，印象也比較深：解放日報上刊登了一篇《交友不慎，毀友容貌》，是閘北區(qū)法院辦理的毀容案。我們接受指定辯護后去看了案卷，有被告自己承認的記錄，有被害人的控訴，有單位里群眾的聲討意見，全部齊全，我想也沒有什么好多辯護的，毀人容貌么，一個眼睛瞎了，重傷罪。誰知會見被告人楊某時，他大叫冤枉，說當時在派出所交代心急，因要去醫(yī)院為受傷的女朋友陪夜，聽說早點簽好字就可以走了，結果被騙供。假使我親耳聽到女朋友在法庭上說是我澆她毀容的，隨便你們怎么判吧。

     為陪夜事，我馬上去北站醫(yī)院調查，經手的護士證實是病人家屬與其男友即被告人吵架，最后還是病人指定要她男友陪夜。我又走訪了那個被告人的女友，起先她吞吞吐吐憋了半天不肯說，我就啟發(fā)她要說真話，不能說假話。最后她終于道出了實情：女方父母不同意他倆談戀愛，因為女方條件好，男方生活比較清苦，所以她們兩人是秘密談戀愛。那天晚上兩人在男方家里小房間里談戀愛，男的從木箱里摸一個瓶出來，倒酒喝，女的見狀怕他喝了酒要發(fā)酒瘋，就去拉他，不料一拉，杯子摔在自己身上，有東西進到她眼睛上了，遂大叫。男的趕快帶她到水龍頭上去沖洗后立即送醫(yī)院。原來男的在黑暗中錯將家里用來裝清洗抽水馬桶鹽酸的瓶當成他自己偷偷藏起來的酒瓶。女方說，父母、哥哥逼著問她怎么回事，以及有關方面要她寫材料時。她想，都是他要喝酒引出來的事情，他讓我吃那么大苦頭，我也要讓他吃點苦頭，但想不到說了假話，男方會構成那么大的罪名，她明確表示“不是他澆的，是自己去拉的”。

     面對與檢察院所提交材料有嚴重出入的事實，考慮到當時有“相互制約，相互配合”的規(guī)定，為避免到開庭時讓檢察院很難堪，我就事先把這些材料寄給法院。法院便發(fā)回檢察院去補充偵查。后來，檢察院質疑鹽酸瓶當成酒瓶一節(jié)的事實，補充了一些材料又起訴至法院。法院為此組織律師與檢察官座談，我談了經請教專家后得出的意見，認為這在醫(yī)學上屬于下意識作用、簡單習慣性動作，黑暗里，摸著這個動作就做了，不通過大腦指揮。檢察院只得撤訴。后得知被告人被報勞動教養(yǎng)，我又馬上找到閘北區(qū)區(qū)委書記，反映情況，最后總算放人了。

     真是一波三折，辦這種案子花精力非常多，那時候年輕，到東到西去問，哪里有線索，就到哪里去走訪調查。對外界說我們律師是聾子耳朵是擺設，我聽了很不舒服，律師都碰到過無罪辯護的案子，能有一個無罪辯護成功就說明減少一個冤案。怎么能說律師辯護沒有作用呢？

     我應該是1990年退休，因我有高級職稱，所以推遲了5年，到65歲退休。

     在國辦所退休后，我到浦東新區(qū)注冊成立了合作制的國飛律師事務所。開始時還是蠻艱苦的，原來的法律顧問單位一個都沒帶出來，全留在原所。到了國飛所，白手起家，重新開始。業(yè)務開展得還不錯。一直到2000年，在當時一位領導的推薦下，我與注冊在靜安區(qū)的正和所正式合并，一個所取一個字，新設立了國和律師事務所，我擔任名譽主任，一直到現(xiàn)在，我的律師證還在繼續(xù)注冊，業(yè)務辦得少了，只聯(lián)系兩家顧問單位。

     在我成立國飛所前，有關部門讓我寫一張字據(jù)，要我放棄一切勞保待遇，但后面有一句：如果政策有規(guī)定，根據(jù)政策辦事。之后區(qū)社保局竟然真的停發(fā)我的勞保工資。過了兩年多，我到社保局去問了，回答是沒有停發(fā)勞保工資的規(guī)定。后來雖然給補發(fā)了，但我們局里其他老律師可以享受的待遇我還是不能享受，據(jù)說原因還是我自己寫過不要的。為此，我起訴至徐匯區(qū)法院，直到拖到有關部門給我共享費等大問題解決了，明確我是從六所退休的，我想算了，也不再訴了。現(xiàn)在，市律師協(xié)會、靜安區(qū)司法局都很關心我們老律師。

     回顧這段歷史，從1980年開始，到現(xiàn)在2016年，已經整整36年了。我還是非常熱愛律師工作，越到后面越覺得當時的選擇是正確的。

     我自己帶的學生里，比較親近的，至少有10個。帶教的實習生就更多了?，F(xiàn)在10個學生里，大多數(shù)都是主任，像丁曉文、南錦林、陳強等。我過生日的時候，幾個學生前來祝賀，他們還清楚地記得我當年帶教如何嚴格、對年輕律師寫得不對的辯護詞當面撕掉等事情，我想說對不起了，那時候我行為實在粗糙，他們卻感激我對他們的嚴格要求，使他們受益匪淺。

     采訪人：張老師發(fā)言聲音依舊很洪亮，聽力、視力、記憶力都蠻好的。張老師是退休之后馬上去創(chuàng)辦合作所最早的、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摸著石頭過河，創(chuàng)造經驗，也有煩惱，最后基本解決，不再計較細節(jié)，這就是前輩的風范。

     張老師為我們分享的這一段歷史，有積極要求歸隊、白手起家創(chuàng)業(yè)、事務所的改制以及難忘的辦案經歷等，對后人分析、回看這段歷史相當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