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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與律師良性關系 構建的路徑探索

以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為進路(上)

2015年第01期    作者: 虹口區(qū)人民法院、虹口區(qū)司法局聯(lián)合課題組    閱讀 6,905 次

        近年來，法官與律師的關系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一方面是少數(shù)法官與律師為利益驅使置司法于“腐敗”境地，另一方面是法官與律師互相猜忌、不尊重。一些法院出臺的“阻斷機制”簡單而粗暴，更是將雙方的關系推向冰點，亦非法治應有之義。如何構建法官與律師間的良性關系？我們認為，所謂“關系異化”難以完全用道德詮釋，具體分析，司法專業(yè)性信息的不對稱、溝通機制的不暢通是客觀原因之一，包括訴訟內案件信息的交流不暢、不回應，訴訟外法律專業(yè)信息的溝通潰乏、不對稱，打破了建立在法律認知統(tǒng)一基礎上的應有平衡。“法律理性和法律知識是搭建法律共同體的平臺”，因此，法官與律師間良性關系的構建無法脫離司法專業(yè)性的信息溝通基礎。

        一、一般概述：法官與律師間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的正當性

　?。ㄒ唬┓ü倥c律師關系異化類型

　　類型一：權權失衡型———資源獨享型

　　例1：部分律師認為，法官在裁判案件時，律師的意見是否被采納或寫進判決書并不完全取決于該意見是否符合案件事實，是否具有足夠的法律依據(jù)，以及是否進行充分有效的說理, 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的認識甚至是好惡。正因為如此，有時律師“勾兌”法官, 僅僅是希望法官能夠準確地理解并公正地對待自己的意見，而不是為了讓法官偏袒自己的當事人。

　　例2：2013年，S市某區(qū)法院召開“司法公開”相關議題研討會，律師代表發(fā)言表示，很多律師非常重視法院的成文判決，會專門收集某一專業(yè)領域案件、代表性知名法官或所代理案件主審法官的裁判資料進行研究，針對當下法院主要審判思路和觀點進行研究，有側重點地提出意見、提交訴訟材料。但是，無論是為了提升專業(yè)知識及代理水平，還是為了出于提高勝訴率的考慮，現(xiàn)有途徑很難獲得這類裁判資料。

　　司法審判過程中，以代表公權力的審判權往往占據(jù)“強勢”地位，律師代理權需要依法行使并遵從法庭的指揮。同時，法官自由裁量權、庭審規(guī)則等的不完善，勢必加重法官審判權與律師代理權的失衡，或輕視或阻礙律師代理權的發(fā)揮，權力的失衡必然導致所占有的審判資源數(shù)量及流向。例1表現(xiàn)為基于法官的“好惡”使庭審信息中斷或疏漏信息；例2則表現(xiàn)為律師所需求的司法專業(yè)性信息貧乏，相關信息交流渠道尚未建立或被阻斷。

　　類型二：互不尊重型———專業(yè)欠缺型

　　例3：2007年的8月，在H省×市中院一案件庭審中，被告代理律師敲擊電腦鍵盤聲“滴滴滴”的作響，并拿起隨身攜帶的茶杯仰頭喝茶，審判長對該律師說“請注意審判紀律”，該律師回駁：“民事訴訟法哪條規(guī)定了庭上我不可以喝茶？”審判長訓斥到：“你應該尊重法庭紀律，尊重審判工作人員。”之后案件繼續(xù)審理，中午時分，進入辯論階段，審判長要坐班車回家，詢問雙方意見，均說只陳述主張，同意審判長離席，庭審后，雙方均在庭審筆錄上簽字。但第二天被告律師鑒于己方極有敗訴可能，以違反法定程序為由要求重新審理。

　　例4：在一起民事案件中，被告聲稱自己未在簽約現(xiàn)場，原告律師立即就此發(fā)問：“被告，你能否告訴法庭你當時在什么地方？”被告：“我當時一個人在××電影院看電影。”律師：“能告訴你看的電影名字嗎？”被告：“這個有必要告訴你嗎？”律師：“那么，那天電影院里人多嗎？”被告：“我覺得這根本沒有必要告訴你。這些根本與本案無關，你問得太多了。”在這里，律師已經(jīng)組織好了許多問題準備證明被告在說謊，但由于被告拒絕回答律師提出的問題，法庭也沒有促使回應而導致法庭盤問無法進行。

　　例3是法官與律師互不尊重雙方職業(yè)及職務履行的表現(xiàn)，律師表現(xiàn)在沒有充分尊重法官的審判工作，不服從法官的庭審秩序管理，蔑視法庭權威；法官沒有遵守正常的審判程序，沒有充分聽取代理律師最后的辯論意見，對于律師的代理行為也是一種不尊重。法官與律師之間的不和諧，還會影響法庭和諧氣氛，即影響司法審判效率，造成審判信息的中斷，使庭審流暢性受到阻滯，訴訟程序的合法性受質疑。例4表現(xiàn)在法官在庭審技能方面存在較嚴重的缺陷，對法庭盤問、補充發(fā)問、促使回應等方面的技術不精通，影響律師職業(yè)水準的正常發(fā)揮，也導致庭審有效信息的表達、交流中斷或不暢。

　　類型三：矛盾激化型———粗暴阻隔型

　　例5：2009年7月10日，云南省玉溪市澄江縣法院一法官在庭審中把被告律師用手銬銬在法院的籃球架下近40分鐘?！笆咒D門”事件起因于律師要求追加訴訟當事人，被法官口頭駁回，但未記錄在庭審筆錄中，律師質疑庭審程序，要求在筆錄中補正被拒后，自行在筆錄中書寫“我要求對庭審筆錄進行補正，但未獲準許，被告代理人拒絕簽字?！币蚨づü?，發(fā)生沖突。 

　　例6：2003年，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13名法官受賄金額400萬元，行賄人涉及44名律師。后該院出臺《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規(guī)范法官與律師、訴訟參與人相互關系的規(guī)定》，規(guī)定“法官不得私自會見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不得與律師握手、互致問候及談笑?！北宦蓭煵≡崬椤胺缆蓭熒跤诜辣I了”。

　　例5為法官與律師交往間的一極端案例，其表象是法官不滿律師在庭審筆錄上的簽字而導致，實則是雙方對追加當事人的法律問題及程序規(guī)則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在傳統(tǒng)法官主導的庭審模式下律師（或當事人）的意見無法充分表達所致的矛盾激化。例6則是法院在問題出現(xiàn)后的應激反應簡單而粗暴，偏離了“隔離”的適度限制，反而無助于雙方共同司法價值觀的形成，更無助于從根本上杜絕“司法腐敗”，實則造成雙方間信息交流的完全阻斷。

　　綜上分析表明，“對抗”是法官與律師關系異化的主要形式（見圖一）。無論是少數(shù)法官與律師為利益驅使置司法于“不公”境地，還是法官與律師互相猜忌、不尊重，甚至法庭內上演“武行”，亦或法院單方的“阻斷機制”，深層矛盾均指向雙方信息交流的不暢或阻斷。具體分析，訴訟內案件信息的交流不暢、不回應；訴訟外司法專業(yè)信息的溝通潰乏、不對稱，打破了建立在法律認知統(tǒng)一基礎上的應有平衡，從而造成雙方間的不理解、不配合。

  ?。ǘ┧痉▽I(yè)性信息溝通概念證成

　　1、法律人的專業(yè)背景

　　法官與律師具有天生的“血緣關系”，同為法律人。無論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律師和法官都具備相同的法學教育背景, 接受過比較規(guī)范的法學教育。在我國，律師和法官有許多共同的地方，“法律”是法官與律師的共同語言，“公平正義”是法官和律師共同的價值追求和信仰。法官和律師同屬于法律職業(yè)，同受法律教育，同操法律語言，同循法律思維，同在法庭活動，這是兩者之間天然的血緣關系，一言概之，即“法律是法官和律師的共同語言，法庭是法官和律師的共同舞臺”。2001年，備受各界關注的《國家司法考試辦法》正式頒布，從制度層面為律師、法官、檢察官的任職資格設定了統(tǒng)一的要求?！胺衫硇院头芍R是搭建法律共同體的平臺”，是法官與律師“實現(xiàn)良性互動的契機”,因此，法官與律師間的信息交流無法脫離司法專業(yè)性的背景。

        2、司法專業(yè)信息溝通及其特征

　　依據(jù)仙農(nóng)（C·E·Shannon)信息論原理，信息溝通是一個雙向的傳遞、理解與反饋的過程。訴訟過程同樣是一個信息傳遞的過程，無論是雙方當事人、當事人與法官、法官與律師之間，從提出訴求、提供證據(jù)材料，到庭審互動，形成裁判文書，都涉及到訴訟主體及與法官之間基于案件的訴訟信息傳遞與溝通。此外，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還包括訴訟外法官與律師之間對專業(yè)性法律問題的探討或其他司法資源的交流等。因此，本文所述的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以下簡稱“專業(yè)性信息溝通”）不同于面向一般大眾的司法公開，亦區(qū)別于當事人與法官之間的溝通，是指在法律專業(yè)背景下，法官與律師間在訴訟內及訴訟外所開展的以互動性為特征、以專業(yè)性司法信息為內容、以構建法律共同體、促進司法公正為目的的良性溝通交流機制。與其他信息溝通相區(qū)別，法官與律師間的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具有如下特點：

　　———廣泛性與限定性。信息內容比較廣泛，從裁判文書、制度規(guī)范、法院事務到司法改革舉措等。但是，法律明文規(guī)定不能公開的信息禁止交流。

　　———單項性與雙向性。溝通模式從簡單的“發(fā)送→接收”到“發(fā)送→接受→反饋”的雙向模式或循環(huán)模式，增強信息溝通實效。

　　———多樣性與新穎性。溝通方式不僅包括基于職權的垂直溝通，亦有行業(yè)間的平行溝通；座談、研討等對話形式是常見的溝通方式，網(wǎng)站、微博等新興形式得到越來越廣泛適用。

　　———互動性與主導性。雙方均可以協(xié)商發(fā)起信息溝通，但基于司法資源的不平衡性及職能定位的不同，法院多為信息溝通的主導方。

　?。ㄈ┧痉▽I(yè)性信息溝通要件梳理

　　1、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主體及主導因素

　　法官與律師是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的主體毋庸置疑，而且依據(jù)審判權獨立的現(xiàn)代法治精神，也只能是審理該案件的法官與代理律師形成特定的溝通主體。訴訟外，法官與律師雙方職業(yè)身份弱化,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基于主體的平等地位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展現(xiàn),故此時的主體不再僅限于法官與律師，還包括活動的主辦方及參與方，既可以是自治性組織，也可以是官方機構，還可以是教學科研單位，范圍廣泛，如法官協(xié)會、律師協(xié)會、法院、司法局、研究院校、專家學者等。

　　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主導因素是指在信息溝通中起決定性或關鍵性因素的一方主體，從權力（利）配置及司法專業(yè)性信息資源的掌控考量，我們認為法院是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的主導因素。立法將審判權這一資源配置給了法官并賦予其在審判活動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它使得法官在與律師的關系中始終占據(jù)主導地位。其次，法院在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中掌握絕大多數(shù)的信息資源，既是司法解釋的制定者，也是司法政策的掌握者，對信息是否溝通、如何溝通及溝通的程度起到?jīng)Q定性作用。區(qū)分主導因素目的主要為明確責任，無疑法院在與律師的信息溝通中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

　　2、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范圍

　　司法實踐中，以司法公開為平臺面向一般社會公眾傳送的信息內容包括：（1）涉及司法程序類的事務，如立案、庭審、執(zhí)行、聽證等；（2）涉及訴訟服務類的事務，如立案窗口的接聽、導訴、查詢、反饋功能；（3）涉及司法宣傳的延伸工作，如法官下社區(qū)、開展專題培訓等，內容較為豐富,但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遠遠不能滿足律師法律的專業(yè)性需求。因此，法官與律師的溝通應以司法信息公開的最大化為原則，重專業(yè)性，除法律規(guī)定不能公開的信息外都應當進行公開交流、討論，不限于訴訟程序、訴訟資料（包括證據(jù)材料、庭審筆錄等），還應包括法院內部就某類案件裁判所形成的傾向性意見等材料，律師對這類信息往往從外部無法獲得，但無疑對促進司法公正起到積極意義。

　　3、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模式

　　有效的信息溝通不僅包含信息被傳遞，還要求信息被理解、被接受、有反饋、有互動，否則，溝通等同于沒有發(fā)生。因此，構建一個雙向的、互動的、反饋的溝通模式具有重要意義。在雙向溝通中還應當營造平等的交流氣氛，從而激發(fā)溝通的協(xié)作意識，提高溝通實效。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的調查研究表明，自上而下傳遞的信息只有20%至25%被接收并正確理解，自下而上反饋的信息則不超過10%，平行交流的效率則可達到90%以上。法官與律師的信息溝通中，既包括法官依職權自上而下的單向溝通，也包括雙方以平等主體身份參與的研討、交流等活動，然而構建雙向平等的溝通模式是主導方向，因為“正義的訴訟程序理念上是一種交往合理性行動過程,它應當是一場對話而非一場對抗”。（見圖二）

　　4、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限制因素

　　司法專業(yè)信息溝通在交流最大化原則的基礎上也應有一定的限制，防止因交流不當而影響公正審判或司法權威?！把哉撟杂珊凸綄徟惺俏覀兠裰髯钫湎У膬身梼r值，在它們之間進行選擇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诠髁x考慮，我們選擇后者。各國立法對法官、律師信息公開、交流亦有相應限制，例如德國的“拒絕提供信息(Informationsverweigerung)”規(guī)定，司法機關有向公眾提供資訊的義務，但不能提供造成現(xiàn)行未定程序（schwebenes Verfahren）加快、困難、延誤或危害，或與保密規(guī)定相抵觸，侵犯重大公共利益或值得保護的私人利益等的信息?！睹绹蓭焻f(xié)會職業(yè)行為標準規(guī)則》也規(guī)定，正在參與或已經(jīng)參與偵查或民事訴訟的律師不應當作出司法外的陳述，以免對案件的審判程序產(chǎn)生極大可能的實質性偏見。鑒于此，法官與律師之間信息溝通的限制因素包括：（1）不應涉及損害國家利益、商業(yè)秘密及個人隱私類的案件；（2）對案件審理中（包括二審期間）的信息不宜做擴大范圍的公開，以免給審判帶來過多壓力；（3）信息材料中涉及的個人信息應當隱去；（4）對于不公開的信息材料，法院有充足的理由支持。

　　另外，溝通中還應排除與職業(yè)倫理道德相悖的非專業(yè)行為，包括雙方間的溝通要在適宜的場合下進行，不得以信息溝通之名，私結賄賂之實；避免用激烈的方式發(fā)表意見，對抗制的法律程序并不是言語上的尖酸刻薄，雙方應該努力就爭端問題達成一致，而不是進行人身攻擊。

        二、樣本考量：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典型模式及運行效果

　　本課題選取當前司法實踐中對法官與律師間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影響較大的四種工作方法為典型樣本，如“庭審模式”、“裁判文書公開”、“新媒體技術”及“學術交流”等，具體分析其特點、成效及不足，為后續(xù)完善提供詳實依據(jù)。

        （一）“庭審模式”對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的影響

        1、基本情況及主要問題

        （見圖三）

　　2、原因探析：強烈的職權主義影響使訴訟信息的雙向交流失衡

　　法官與律師的職務行為主要體現(xiàn)在法庭審理活動上，是雙方專業(yè)水平和思維模式溝通交流的重要舞臺，而分配訴訟權力、訴訟地位以及調整訴訟參與方關系的庭審模式對庭審訴訟信息的收集與有效傳遞有至關重要的影響。然而在強烈的職權主義影響下，難免有些法官存在一定的特權思想，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未能完全根除，一方面造成律師居于被動地位,律師的權利義務難以充分實現(xiàn)；另一方面則會導致法官先入為主，易于過早形成內心確證。從馬錫五審判方式完全依賴法官個人品德和人格魅力到法官處于絕對主導地位的職權主義庭審模式，律師或淪為庭審的附屬品或只能按法官的要求提供信息，法官對律師傳遞的信息也基本不回應、不反饋，訴訟信息的傳遞呈現(xiàn)斷流或僅從律師到法官的單項模式。期間，也因司法改革尚未達到較好的平衡轉換，一度全面鋪開的訴訟信息溝通回轉為審慎。雖然當前一種通過訴訟代理人相互對抗制約的庭審模式逐步建立，但這種模式也并不盡理想，這種看似雙向、暢通的訴訟信息溝通也還是需要法官依職權的自主調整、判斷，仍然無法擺脫傳統(tǒng)模式下的職權主義影響，法官對庭審的主導及訴訟信息的選擇性仍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律師職能的發(fā)揮受到壓制，雙方往往呈現(xiàn)交錯溝通的模式，致使訴訟信息的溝通不順暢、不完整。

         （二）“裁判文書公開”對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的影響

　　1、基本情況及主要問題

　?。ㄒ妶D四）

　　2、原因探析：司法信息資源獨占性使需求與供給失衡

        良性的司法需求與司法供給體現(xiàn)信息傳遞的對立與統(tǒng)一，一旦“施”與“受”的供需平衡被打破，意味著新的供需將要建立。司法實踐中，一方面，司法需求隨著社會發(fā)展水平或接受群體的不同具有不穩(wěn)定性或差異性，基于律師的法律專業(yè)背景，對司法需求“質”的考量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司法供給是司法發(fā)展水平的體現(xiàn)，具有超前性或滯后性。近年來，司法供給在深度與廣度等方面雖有較大的提高，但仍不能滿足律師的專業(yè)所需。以裁判文書為例，尤其是生效的判決書，作為一項可視化的訴訟成果在訴訟程序終結后成為司法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并由法院管理掌控。從裁判文書公開來看，歷經(jīng)了從地方試點到全國實施的發(fā)展歷程，因其“具有公眾監(jiān)督、司法資源共享以及法學教育的目的”得到律師及法學專家的重視。一方面，律師希望通過“實實在在”的裁判前例對法官的審判活動有所預估或司法專業(yè)學習所用；而另一方面，法院的應對顯得敷衍與拖沓。雖然近年來無論從地方法院還是最高法院對裁判文書公開工作都提出了較高要求，但仍存在地域發(fā)展的不平衡，公開理念及技術手段的滯后，不可避免地存在公開的“部分性”和“選擇性”。 除此之外，法官與律師間交流的司法資源還包括與訴訟相關的其他書面或影像資料等。因此，在司法資源交流方面，法院是絕對的主導因素，左右溝通的成效。雙方間的司法資源溝通僅為“施”與“受”的單項關系，司法需求與司法供給失衡。

         （三）“新媒體技術”對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的影響

　　1、基本情況及主要問題

        （見下頁圖五）

　　2、原因探析：非理性地阻隔攔截限制了信息溝通渠道

　　近年來，法院抱團開設官方網(wǎng)站、“微博群”，數(shù)量上優(yōu)勢增長，但因定位于面向一般大眾的司法宣傳、司法公開而顯得專業(yè)性信息供給不足，無法引起律師的共鳴，同時因沒有創(chuàng)建反饋路徑或反饋路徑不暢造成信息的傳遞多為從法院到律師的單項模式；法官個體微博數(shù)量也有較大的增加，但無論在開通的時間、認證的數(shù)量、發(fā)文量及影響力上均無法與律師微博相比，雙方間就某一專業(yè)性問題的直接互動也比較少，多為轉發(fā)性質的間接、交錯溝通。即便新媒體應用與專業(yè)性信息溝通要求仍存在很大差距，但這種“迅速、便捷、非線性、覆蓋范圍廣”的信息傳播優(yōu)勢為法官與律師間的溝通提供了新的渠道，打破了非組織性交往的“禁忌”，成為訴訟外法官與律師個體間唯一不受質疑的“陽光”交往形式。究其原因，基于杜絕“司法腐敗”考慮，近年來一些法院出臺了若干“隔離機制”，對法官與律師的行為進行限制，用以規(guī)范法官和律師之間的“楚河漢界”的“物理隔離”“防火墻”等詞匯頻繁出現(xiàn),也反映了本是同根生的法律人內部正在滋生著、發(fā)展著一種互不信任的情緒。很顯然，非理性地阻隔攔截對構建法官與律師間良性關系并無裨益，恰恰也正因為“隔離帶”的剛性干涉，法官律師間對立情緒逐漸上升并成為當前律師與法官間關系的主流。也基于此種顧慮，法官較少關注律師的動態(tài)，或匿名開通微博發(fā)表評論和看法，致使專業(yè)性信息溝通的效果并不理想。

        （四）“學術研討”對司法專業(yè)性信息溝通的影響

　　1、基本情況及主要問題

        （見圖六）

        2、原因探析：法律共同體的尷尬境遇弱化彼此的認同

        法官與律師間業(yè)外主要的溝通方式即為以學術研討為主的座談、交流，也包括聽取意見、編寫材料、機制構建等合作活動，前者多以某一新穎、疑難的法律問題進行探討，即時性成果比較明顯；后者多圍繞雙方關系的構建、提升共同體認同為目標，成效短期內無法顯現(xiàn)。兩種活動都受主辦方及參與代表組織方面的限制，法官與律師個體往往無法自主參與，法院方面也多選擇慎重參與，雙方間的業(yè)外交往仍存在較大隔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律共同體的理念、機制仍未建立，法官與律師之間仍停留在“法律人”狀態(tài)，而由法律人向法律職業(yè)共同體轉化需要一定的過程及條件，除具有相同的法律教育背景外，還包括有相同法律的信仰及相近的社會地位等，他們共同分享法律職業(yè)的尊嚴、榮耀和福祉，表現(xiàn)為律師地位高,法官地位更高，律師地位低下,就不可能有社會地位很高的大法官存在。當然,法律職業(yè)既具有職業(yè)共性又各有職業(yè)個性,這種多元化的職業(yè)差異或角色分工其實是正常且必要的，并通過職業(yè)身份與專業(yè)信息的雙向交流體現(xiàn)生命力，當這種共同體不存在的時候，律師和法官交流的渠道就會阻塞，共同的榮譽感和認同感蕩然無存，律師和法官互不信任，相互拆臺，互相間正當、隨意的業(yè)外交往動力不足，當然也受因素影響，更加劇了彼此交往的窘境?！瘢ㄎ赐甏m(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