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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zhàn)老干部的律師情緣 楊峰律師訪談摘要

2019年第02期    作者:文│李海歌 劉小禾    閱讀 10,416 次

采訪時間：2017年3月31日

受訪人：楊峰

采訪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楊峰老師是上海律協(xié)的老前輩，上海律協(xié)第一、二屆理事。作為律師，上世紀五十年代辦過大案子，后來又到市法學會、司法學校、政法干部管理學院（現(xiàn)在的上海政法學院）工作，都是當領導干部，工作跨度很大。我們今天非常高興來到楊峰老師家里，聽他回顧當年，口述歷史，把過往的一段難忘的經(jīng)歷記錄下來。

楊峰：非常高興你們來采訪我，我今年92歲了，能把這些事情講給后人聽，說實話（如果）再晚幾年，也許我就不一定能回答這些問題了，未必是去見馬克思，可能是記憶力不行，所以我準備了一下。我就講一些自己辦理過的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案子，以及我的工作經(jīng)歷。

我熱愛司法工作，從抗日戰(zhàn)爭時參加工作開始就與其結緣，以后就沒脫離過這一行。18歲時當文書，跟隨副區(qū)長負責搞農村調解。南下以后，一直搞司法工作，打游擊，撤退到黃河北，再打回來。我記得1946年北撤的時候，我已經(jīng)在縣里當司法科員了，那時下調令把我調到冀魯豫行署司法處，相當于現(xiàn)在的高級法院。在那里報到后，我又被送到冀魯豫建國學院去學習，內容有民法、刑法（六法全書）等。沒到一個月，國民黨就進攻了。后來南下，到江西、貴州當軍管會代表，我們是接管干部、軍代表，配手槍，很神氣。在貴州畢節(jié)地區(qū)，組織了一批干部，我當指導員給他們培訓。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律師工作，在黨的八大被提得很高，我記得董必武在八大上指出，律師制度是審判工作中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不可缺少的制度，應該加速推行。在此大好形勢下，律師工作開展更加廣泛，配備了一批學過法律的優(yōu)秀專業(yè)人才擔任律師，又發(fā)展了一批兼職律師。當時，上海市律師協(xié)會籌備會籌備會有十幾個人，秘書長姓雷。下設五個法律顧問處，有專職律師，也有兼職律師。我在第五法律顧問處任兼職律師，律師工作受到人民群眾的贊揚，反映很好。當時流行幾句話：公安檢察是英雄，法官是包公，律師是濟公。有沒有律師的辯護，案件結果大不一樣。當時我工資收入很低，人少事多辦案很辛苦，但我很熱愛這個工作，經(jīng)常到法律顧問處去。

我當律師時間雖然不長，但辦理了當時幾件影響大、社會效果好的案件，如孫大雨案、龔品梅案，感覺自己很用心。

1956年，我到北京出席全國第三屆司法工作會議，當時教育方面，華東區(qū)給了兩個名額，一位是華東政法學院的教務長徐盼秋，一位是代表復旦大學去的我。第三屆司法會議開得很好，對教育、對律師都作了高度評價，毛主席接見會議代表們并一起合影，周總理還講了話，司法部的副部長作了律師工作規(guī)劃報告。合影那會兒，代表們都想往中間靠，秘書處為難了，最后決定以地域名稱筆畫來排位，結果正巧，上海的“上”字三筆，排在中間，又是照顧教育的，我就排在中間，坐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后面。那時正年輕，簡直是熱血沸騰，感覺到無比幸福。當時有好多律師已經(jīng)被打成“右派”，律師制度名存實亡，而我還能到北京去開會，受到領袖接見，而且位置在中間，現(xiàn)在想起來心情還是很激動的，珍貴的照片我到現(xiàn)在一直保存著。

與第三屆司法工作會議相比，兩年后的第四屆司法工作會議就開得很不好，它的主題是“反右傾”，讓會議代表對司法部提意見，那簡直不得了，講學校是培養(yǎng)右派的，律師是為壞人辯護的。后來司法部黨組成員成了反革命“右傾”集團，律師公證司司長被拉了下來。那時重大事情都要出簡報，我是搞教育的，我就為學校辯護，還寫了張大字報貼了出去，大概意思是：你說學校是培養(yǎng)右派的，這個不全面。學校培養(yǎng)這么多人，為什么有的當了右派，有的沒有。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jù)，等等，結果可想而知，遭到了圍攻。我印象最深的是，四川省司法廳的一位女廳長看到大字報就問：“這是什么人，現(xiàn)在竟然講這個話？”我就在她身后，當即回應她：“是我，楊峰，這是我的一個觀點。”后來有關領導出來講話了，有句話我記得很清楚，他說：“我們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搞無罪推定，我們辦案是以事實為根據(jù)，以法律為準繩。”談到政法教育，他說：“你們講學校是培養(yǎng)右派的，你們司法廳長、局長干什么呢？你們不也是管政法教育的嗎？”我這才把心放下來了。

從第四屆司法工作會議回來以后，上海相關院系合并成為上海社會科學院，華東政法學院撤銷了，我也從復旦并過來了，在社科院的政法研究所當黨總支書記。此時，隊伍都打亂了，社科院成立民法、國際法等各個學科研究所，原來復旦的一些兼職律師也都散落各處干其他工作了。

到了1965年，根據(jù)需要，要恢復政法學院，于是又把隊伍拉出來組建政法學院，我就從社科院到了華東政法學院，擔任籌委會委員。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當時我是黨委成員之一，分管教育。記得當時學校的規(guī)定“八九七”，是指上課一天不能超過八個小時，晚九點學生睡覺，學生每天要有七個小時的活動時間。我這個人辦事比較認真，誰違反了這個規(guī)定就要批評。加上我平時經(jīng)常寫點小文章，得罪了不少人，因此被戴上好幾頂帽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反動權威……寫我的大字報最多，華東政法學院當時定走資派就定我一個。

文化大革命以后，根據(jù)市委宣傳部和市教育衛(wèi)生部門聯(lián)合發(fā)的調令，將我調到文化系統(tǒng)搞電視教育，在電視臺開設系列法律講座，我把法院、檢察院、司法局這些部門的領導請到那里，亮亮相、講講話，還安排專業(yè)人士分別上民法、刑法等課。后來，中央下發(fā)了42號文件，像我這樣五十年代曾經(jīng)當過律師的，應當歸隊。

1979年，我回到了司法隊伍，調到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任研究室主任，市人大常委會按照副局級任命我為審判委員會委員，當時的主要工作是平反冤假錯案。在此過程中，接觸到的冤假錯案對我的刺激太大了，往往為了一丁點的事，搞得人家家破人亡。除了路線上的原因之外，也與法院業(yè)務人員的素質有關，這些人總是認為“左”比“右”好，寧“左”勿“右”，判案時就會出錯。而另一些通過律師辯護的案件，則大部分是正確的，由此凸顯出律師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這是我后來要求離開法院的因素之一。

1982年，我被調到司法學校當校長，就開始繼續(xù)當兼職律師了。1984年，擔任第一屆上海市律師協(xié)會理事的時候，我是聯(lián)合律師事務所分所的兼職律師。

1986年，市委政法委開始籌建政法院校，我擔任了籌建組負責人。設立高校要報中央審批的，當時國家教育委員會已正式通知不再增辦院校，這種情況下再申報四年制高校是不可能的，后來采納了我的意見，成功申辦了兩年制學歷教育的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學院。我擔任副院長，主持工作。

幾年后，我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時，李庸夫局長找我談話，說市法學會的律師事務所遇到一些困難，需要調我過去。由法學會主辦的第七律師事務所是國辦所，市編委給了15個編制，屬于縣團級。我過去以后，覺得還蠻振奮人心的，開拓局面比較順利，原來律師事務所也搞得挺不錯的，我可以甩開膀子開展工作。我這個人管理比較嚴格，記得當時有人違反了規(guī)定，我就把他開除了。為此，市司法局律管處長蕢延慶還批評了我。那時，除了七所，我們還搞了兩個中心：“上海涉外經(jīng)濟法律咨詢中心”和“老年法律咨詢中心”。“上海涉外經(jīng)濟法律咨詢中心”是在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記的唯一一家能夠辦理經(jīng)濟案件的咨詢中心，我曾經(jīng)與中心的青年律師一起到深圳去考察、辦案，我記得代理過深圳投資銀行與江蘇省一個公司打官司，跨省辦案，我都來回跑的。我所在外灘黃金地段有一間辦公室，掛了“老年法律咨詢中心”與第七律師事務所接待室的牌子（第七律師事務所后改名為外灘律師事務所）。

徐天錫副主任外語很好，也很有能力，我就把他派到香港聯(lián)系業(yè)務。1989年，經(jīng)他搭橋聯(lián)系，李局長同意，以我們上海涉外經(jīng)濟法律咨詢中心出面邀請，安排了美國的原副總統(tǒng)蒙代爾率其律師事務所律師和一批企業(yè)家訪問上海，我們陪同他一起會見了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朱镕基，影響很大。

我在第七律師事務所工作、辦案一直持續(xù)到70歲。

采訪人：楊峰老師德高望重，工作經(jīng)歷豐富、管理經(jīng)驗豐富、收藏資料豐富。楊老師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成功辦理過數(shù)起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文革結束歸隊后，在市司法局的幾個主要單位司法學校（中專）、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大專）、法學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是由市司法局代管的）、還有第七律師事務所、咨詢中心等都工作過，參與創(chuàng)辦、籌建，更有創(chuàng)新發(fā)展。特別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有關文件材料原件保存得這么好，對我們今天的訪談活動非常重視，做了精心充分的準備，這些都使我們非常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