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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姍姍 插圖

在各種研討會、媒體報道和網(wǎng)上論戰(zhàn)中，代表公權(quán)力的公、檢、法機關的聲音幾乎是零。記者發(fā)現(xiàn)，與專家學者、律師行業(yè)，尤其是刑辯律師的整體高度關注不同，很多一線民警對修改草案并不那么關切。有人甚至并不知道刑訴法大修以及草案中的諸多變化。

記者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列舉了幾條有突破性的規(guī)定，當聽到被媒體解釋為“沉默權(quán)”的“不得強迫自認其罪”的規(guī)定時，這位民警的反應格外強烈：“給了嫌疑人沉默權(quán)就等于讓公安機關成了笑柄?！?/span>

民警的話讓記者有些費解。他進一步解釋說：“公安機關的職責就是打擊犯罪，如果不能維護社會安定，保障人民生命財產(chǎn)安全就是失職。假設，警方抓獲了一名嫌疑人，在他行使沉默權(quán)之后，警方?jīng)]法找到足以使其受到應有懲罰的證據(jù)，就得放人，那怎么叫打擊犯罪了呢，這是不作為！”

記者反問：“找不到足夠的證據(jù)就得‘疑罪從無’啊?！泵窬故怯行┎焕斫膺@四個字。“一直以來，實踐中就是有罪推定。我們的法制體系和整個環(huán)境就是這樣的。”

對于刑訊逼供的癥結(jié)，一致性的觀點是警方要嫌疑人的口供作為定罪依據(jù)以及迫于破案壓力等原因。事實上，嫌疑人的口供還有一條重要的作用——它本身就是破案的關鍵線索。記者多年來采訪，很常見的一種情況是：警方抓了一個人，也許只能確認當時的一起作案事實，要知道這個人還有沒有其他違法事實，就要靠審訊的功夫。嫌疑人撂了其他作案、贓物藏匿地點或是同伙，警方就可以進一步追查核實，擴大戰(zhàn)果。

如果“不得強迫自認其罪”的規(guī)定得到廣泛適用，在民警看來將會是很可怕的前景：嫌疑人被抓后只字不說，民警又無法找到充足線索和證人核查，最終只能放人。一方面加重了公安機關的破案難度和成本，一方面還可能放走“壞人”。

民警說：“我們一直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意思就是嫌疑人不能不說，只要有這個原則在，就是和沉默權(quán)相背離的。抓了人之后，第一句話就是問‘知道今天為什么到這兒來嗎？’這問話本身就不是讓嫌疑人行使沉默權(quán)的?！笔聦嵣希m然有罪推定已經(jīng)被法律所摒棄了，但不得不承認，這種意識仍然在警界廣泛存在。

民警認為，如果給嫌疑人沉默權(quán)，就先要做好證人保護和補償制度。嫌疑人有了沉默權(quán)，民警就必然要從外圍入手調(diào)查，可即便是面對公權(quán)力，知情人怕打擊報復不愿作證的情況仍然非常普遍。“即便人家愿意作證，大老遠地跑過來，路費誰給報銷？上班請假誰給補償誤工費？這些現(xiàn)在都無法解決?！?/span>

記者注意到，此次刑訴法修改草案已經(jīng)專門設置了證人保護和補償?shù)囊?guī)定。（孫瑩）

要有高精尖的偵查設備和手段

“現(xiàn)在抓獲的這些違法人員，如果不把足夠的證據(jù)擺在他們面前，他們根本什么都不會說。從這個意義上講，‘沉默權(quán)’他們早就用上了?！苯股剑ɑ┱f。作為一名警齡已超過20年，多年來一直在派出所和治安支隊從事基層工作的民警，他并不太把沸反盈天的“沉默權(quán)”之爭放在心上。他認為，有沒有明確寫入法律的“沉默權(quán)”，根本無所謂。重要的是，現(xiàn)在早已明確禁止刑訊逼供，只要這一條能真正落實，所謂的沉默權(quán)自然而然也就有了。

記者接觸到每一位年長民警都有同樣的感受：如今辦案比20多年前要麻煩多了。特別是涉及刑事的案件，分局法制部門的把關非常嚴格，對證據(jù)鏈是否完整有效極度重視?！巴艘徊秸f，如果案子辦得粗糙，就算分局過了關，等案卷到了檢察院，人家一看證據(jù)里缺東西，還是直接就打回來，拒絕批捕。他們也怕到了法庭上讓人抓到把柄。”焦山說。

嫌疑人的口供自然是證據(jù)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實際工作中，要想獲得口供，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警察首先要獲得大量前期證據(jù)，以證據(jù)促口供。“現(xiàn)在辦案子，民警都要使用大批密拍密錄設備，提前攝像取證。在這些證據(jù)固定之后，才能動手抓人。最忌諱的就是做一鍋‘夾生飯’，抓人的時候很痛快，然后因為缺少證據(jù)，案子辦到一半弄不下去了。”假如抓人抓得太倉促，前期的取證工作是一片空白，再想在“嚴禁刑訊逼供”的制約下獲取口供，可謂難上加難。

焦山說，對于刑訴法的爭論，其實在一線警察眼中并不算太重要，但想必市局和分局的法制部門會相當關注。從正面意義上說，如果按照現(xiàn)在媒體報道出來的內(nèi)容修改，當然會提高國家的法治程度，保障人權(quán)，也會進一步迫使偵查機關提高辦案能力。但是，這一切都要建立在高精尖技術(shù)保障、大量的基礎設施投入、更加精深的專業(yè)培訓的基礎之上。假如這幾項條件無法滿足，侈談法律修改，最后的結(jié)果可能是至少在短時間內(nèi)，大批案件無法偵破，社會秩序更加混亂。

他告訴記者，對一線民警而言，抵觸情緒最大的并非沉默權(quán)之類爭論得最熱鬧的東西，而是那些往往只有專業(yè)人士才關注的內(nèi)容，例如律師在偵查階段提前介入的權(quán)利。

而恰恰在這一點上，有法律界人士認為，如果當真想規(guī)定“沉默權(quán)”，就必然要有相應的制度保障。而這就是“來自偵查機關之外的監(jiān)督權(quán)”。假如沒有監(jiān)督，就算法律明文規(guī)定了沉默權(quán)，最后也會像“嚴禁刑訊逼供”的規(guī)定一樣，在很多地方淪為一紙空文。 （安然）